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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乱华的时代该结束了

来源:转载:微    发布时间:2017-07-30   安庆仁

文/安庆仁

胡德平和胡德华是亲兄弟,加上他们的父亲胡耀邦,这是“三胡”。胡启立与胡舒立从名字上看像哥俩,但也许是赶巧,并非有血缘关系。从历史学角度讲,中国这三十多年,堪称是“五胡乱华”的时代。开头是胡耀邦和胡启立乱党乱政,前者直接酿成边疆危机,后继发酵至今。胡耀邦在民族和宗教政策上,反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行之,压制工农大众,扶持当年的农奴主和头人,在他掌权的那些年里,西藏、新疆、内蒙、宁夏、青海、川西、云贵的旧贵族风生水起,甚至于就连抗日战争时期德王伪政府的要员,都被他平了反,这些人当年帮着日本人屠杀中国人,不仅是汉民族的仇敌,也是蒙古族人民的仇敌。这件事在内蒙少数民族中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本文顺便说说当年内蒙地区的“内人党”问题。“内人党”全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10月13日成立于在张家口召开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该党虽受中共领导,组织核心成员以共产党人为主,但绝非共产主义组织,该组织构成主要来自蒙古族中上层人士,诸如王公贵族、地方首领、宗教领袖以及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士,几乎没有底层群众。30年代中期,受内部分裂和外部打击的双重影响,该组织其实已经名存实亡,虽然没有正式宣布解散,但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直到抗战胜利后即1945年8月18日,活动于内蒙东部地区的中共领导也就是乌兰夫,为了争取蒙古青年入伍和拉拢新安盟的伪满上层人士,又恢复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但该党存在仅仅八个月时间就解散了,组织及活动全部纳入中共内部。

但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该党转入中共后,该党成员之间事实上存在着集团性质的活动,只不过当时这种活动大多属于私人或朋友间的往来,并不存在非党行为,因此只能算是营私但还算不上结党。但进入五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内蒙领导层以及东西部矛盾不断加剧,乌兰夫忽然发现当年那个“内人党”组织对自己有重大的利用价值,由此,早已不存在了的“内人党”就这样死灰复燃了,尽管没有明确的文件或会议宣布复党,但曾经属于该组织成员的人个个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因为内蒙古凡曾属于该组织成员的中共领导干部就提拔重用,跟该组织没有历史渊源的干部则遭受排挤和打击。这实际上属于严重的帮派活动,尽管不一定反共,但在共产党内存在这样一个小集团尤其还是边疆省份,那肯定是令中央无法容忍的。

内蒙人都知道“内蒙多云”这句话的含义,因为乌兰夫姓“云”。孔飞是乌兰夫的妹夫,建国后,孔飞先后任内蒙古军区新安盟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军区东部军事指挥部部长、蒙绥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兼军法处长、内蒙古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内蒙古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云曙碧是乌兰夫的长女,石光华的妻子,文革前石光华是哲里木盟党委书记,云曙碧是哲里木盟组织部长。石光华和云曙碧实际上乌兰夫派往内蒙东四盟的全权大使,因为在东四盟地区的领导中,石光华是唯一一位自治区常委。乌兰夫自己坐镇西四盟,东四盟由女儿女婿当家。云成烈,乌兰夫的侄子,昭乌达盟军分区副参谋长。党政军皆在云家人手里掌握,内蒙多“云”并不奇怪。

事实上情况比这严重很多,在当时的内蒙蒙古族家里都挂两章像,一张是毛主席像,一张是乌兰夫像,我是哲里木盟人,西四盟的情况不清楚,东四盟的事还记得一些,当时蒙汉两族矛盾很尖锐,尤其是学校里,蒙汉两族学生经常动手打群架,汉族学生骂蒙族学生是鞑子,蒙族学生骂汉族人是蛮子,说内蒙是蒙古人的,南蛮子应该滚蛋。鄙人是锡伯族,反对民族压迫,也反对民族分裂,如果说当年的汉民族人有民族压迫的倾向,那么可以说当年的蒙古族人,很多都有民族分裂的倾向。但为什么会这样呢?无疑跟内蒙领导层排挤汉族干部有关,就从这件事而言,打一打“内人党”还是很有必要的,至少从目前内蒙人的观念上看,当年打“内人党”是有效果的,彻底打服了,几个蒙独分子忽悠的十几年,至今应者了了。

我的同学中蒙古族人不少,他们是相当明白的:“谁想当戈尔丹谁去闹独立,反正我们不独立。”实在话啊,尤其对我们给中国守卫西部国门的锡伯族人来说,还是大家搭伙吃大锅饭好,虽然占不到蒙藏维那么多便宜,至少高考还给+5分呢。胡耀邦给新疆和西藏酿成的大乱子都被大家说烂了,本文不再予以重复。后者酿成政权危机,——全国性的大动乱。在这件事情中,胡启立起了相当坏的作用,出谋策划、煽风点火、秘密串联的事,都是他干的。赵紫阳本来并不热衷当什么设计师,他更愿意到绿茵场上打打高尔夫,但胡启立把他忽悠的晕了头,最终闹了个人仰马翻。胡启立即倒,但胡的人马却都留在台上,没有一个人因为紧跟胡启立受到处理。胡启立主管意识形态多年,门生党羽遍布团中央、中央党校和各大媒体,这些人大多是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民族、反工农的“五反”分子,15年后他们终成势力,把中国闹的黑云压城万马齐喑。

绝大多数左翼人士,都以为赵紫阳是最危险的人物,其实那只是表现,赵紫阳不过热衷于沽名钓誉,让他站在前台只是装装门面,胡启立才是资改的教父,有思想有理论有计划有谋略有手段,系统性按步骤的在中国推动着资本主义复辟。胡启立的过人之处是不显山不漏水,隐在幕后操纵这个复杂庞大的系统,最初打着赵紫阳的旗号,赵紫阳倒台后又拉起胡耀邦这面大旗,2005年12月7日,《中国青年报》着名栏目《冰点周刊》以接近两版篇幅刊登了胡启立13,000字的长文《我心中的耀邦》。这篇文章不是动员令,而是在下达作战的命令。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张宏良就是在看到这篇文章后才有所醒悟的,不久后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当前中国左派和右派的斗争》。这意味着,正是这个“淡泊明志,责任以行”深居简出的胡启立,拉开了中国社会左右对薄的战火。

胡启立是政治布局的高手,借助别人的手,悄无声气的扩张自己的势力,中央党校、《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团中央、《中青报》、《南方周末》、《求是》、《了望周刊》、《工人日报》等,几乎都在他的人马手里把控着。他的指导思想是,积蓄实力、长期潜伏、等待时机,这一等就越是15年,在这15年里,他的实力滚雪球般的发展着,他希望的结果,不是分庭抗礼而是一举大获全胜。胡启立这样的人物才是真正最可怕的,着眼长远、运筹全局、不求名分,意志坚忍不拔,永不言败。15年,对于一般的政治人物而言,恐怕早已灰心丧气了,弃江山而图自乐,但胡启立就像一个忍者,矢志不渝,在暗夜中磨刀霍霍。虽然政治立场不同,但令鄙人佩服的五体投地,此常人所不及也。

中间是胡舒立兴妖作怪。胡舒立虽说是一介女流,但巾帼不让须眉,其偷眼的一瞥,尽露奸宄和凶残。古人说相由心生,看了她目前的相貌,基本上就能想到她的内心世界。胡舒立是美国政府和中情局精心打造的一张王牌。1985年,有中情局背景的美国世界新闻研究所邀请胡舒立到美国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访问,就在这短短的五个月时间里,中情局的心理专家、文化专家、意识形态专家尤其是那一大笔数额不菲的奖学金,将政治上反共的胡舒立完全转变为骨子里反华。中情局之所以选中她,不是因为她真有什么过人的才学,士兵出身胡舒立,无论文化还是文字上都稀松平常,闾丘露薇的迂回术她完全不得要领,流氓燕的洒脱她又做不来,至于思想性,那完全是照搬西方学者的。而是看重了她不凡的身世背景。

胡舒立是老舍的女儿。老舍有一子三女,子舒乙,长女舒济,次女舒雨,幺女舒拉,舒拉就是舒立即胡舒立,老舍的妻子姓胡即胡洁青。在当年的北京文化圈里,胡洁青算得上大名鼎鼎,文革中老舍被批斗,胡洁青和子女们落井下石,贴大字报曝光老舍的绯闻隐私,绝对是大义灭亲。但文革后娘几个不但不忏悔,进而继续利用老舍的资源出名赚钱,全家人都成了文化名人。问天下无耻之事无耻之人,犹有过之者有焉?幺女舒拉大概不太好意思,更可能是痛恨她爸爸居然给她取了个代表红色的名字,遂由舒拉摇身一变成了胡舒立,连姓氏都变了。在百度上,胡舒立仿佛就是一个没有父亲没有兄弟姐妹的人,包括她的母亲也是隐身的,她似乎更愿意展示母系的亲属,诸如外公胡仲持,大外公胡愈之,百度上赫然在目,但是这两位名人与她的父亲比起来,萤火与电灯而已。

无疑,像李南央那样无所顾忌作践自己母亲的做法肯定有问题,作为儿女,同情父亲的不幸那是分内,但作践母亲则有违人伦,没有母亲哪有儿女?母亲在对不起父亲,那也轮不到儿女们说三道。就凭这一点,李南央做人就不合格,她跟胡舒立倒真是有得一比,一个靠作践父亲起家,一个靠作践母亲成名。而同样的一件事,蔡边村和洪晃就让人刮目相看,蔡边村被母亲亦舒抛弃几十年,没有说母亲一个“不”字,只是在自己的作品里暗示性的问了一声:妈妈,为什么你不认我。洪晃同情父亲的不幸,但绝不因此而责怪母亲半句。比对蔡边村与洪晃,李南央和胡舒立基本可以扔,这样的女人,在事业上就算取得在大的成就又能如何呢?照样让人瞧不起,中国社会评论胡舒立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此话真是一点不差,这样的女人没有什么是她不敢做的。

猪咬起人来比狼还狠,女人要是没有底线让男人望而生畏,胡舒立就正是这样的女人,每个与她共过事的男人都心存忌惮。但胡舒立并非蛮打蛮干,畏惧她的男人只是些轻量级的人士,对于重量级的大人物,胡舒立就会露出另一副面孔,巧笑倩兮美目盼兮。1991年胡舒立出版了自己的成名作《美国报业见闻》,这本书本业内人士捧的相当高,但鄙人仔细研究了很久,也没有发现这本书有什么过人之处,直到后来很久才豁然开朗,却原来,这本书其实是一本政治读物,如果就从新闻制作的理念出发阅读,那肯定是索然无味,但如果从政治学视角阅读,就回味无穷了。所谓的新闻自由,从来都是政治需要,政治不需要,那里会有自由。譬如中国的左翼,想发声比便秘还要费劲,先是纸媒被封掉了,之后仅有的几家网络媒体也被封杀了,后来更严重,连微博和博客都删。

因为受到媒体热捧,胡舒立一夜间成了名人,美国人趁热打铁,不失时机的拉高胡舒立的名气,第二年胡舒立即出任《中华工商时报》国际部主任。不明就里的人以为,《中华工商时报》一定是主办单位中华工商全国联合会的报纸,但实际上《中华工商时报》是一家民营报纸,只不过挂名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而已,背后的真正老板是谁,直到目前都没有浮出水面。该报纸于1989年10月在北京创刊,海内外公开发行,过犹难忘,在那个敏感的时机,不必说成立什么民营媒体,即便想办一份国营报纸都难于上青天,但中国偏偏就有神人,硬是在敏感的时机创刊了一份敏感的报纸,尤其还要考虑,陆肆之后的中国政治曾一度左转,允许私人办报分明是与形势唱反调。

事实上胡舒立去《中华工商时报》任职只是个过度,第二年即赴美国华盛顿接受外国记者中心(COFJ)进行专业培训,1994年获斯坦福大学新闻学院奈特奖学金,攻读发展经济学,1995年胡舒立获得了COFJ颁发的“杰出新闻记者奖”。这让全世界的记者们目瞪口呆,在国际新闻领域名不见经传的胡舒立,连一篇像样的新闻都没有,获得了COFJ颁发的“杰出新闻记者奖”。但美国政府需要这样做,他们必须让胡舒立迅速成名,只有如此才能让她完成所要赋予给她的重大使命。1998年今非昔比的胡舒立创办了由美国人注资的《财经》杂志,由此正式登上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大舞台,她长袖善舞,充分利用美国人给她建立起来的人脉和各种政治资源,在中国政界、商界、学界、新闻界、文化界、金融界一路通吃,十余年间,中国没有她办不成的事,胡舒立随手一个电话就能搞定至少五个肠胃级别的大人物,环环、溶剂、星星、奇善、蔷蔷。

至于龙永图那一类官员,在胡舒立眼里不过就是个橡皮图章,《财经》杂志自创刊后,介入了中国社会其后十年间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她的声音就像圣旨,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中青报、南周等媒体,莫不看其脸色行事,谁敢忤逆就让他滚蛋、最终完蛋。胡舒立的努力也带来的丰硕的回报,2001年胡舒立当选美国《商业周刊》50位“亚洲之星”之一,2003年胡舒立获得《世界新闻评论》颁发的“2003年度国际编辑”奖,2006年胡舒立被《华尔街日报》评为“亚洲最值得关注的十位女性”之一,并被《金融时报》列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2007年胡舒立获得由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颁发的“2007年度刘易斯·李仰士新闻责任与正义奖”,2009年胡舒立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2009年世界百名顶尖思想家”之一。

你都没法敢于想象,就胡舒立这么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没读过几本书、文字平平的女人,居然成了“2009年世界百名顶尖思想家”之一,敢情思想家的水分也太多了吧,鄙人有四十万字的经济学专着,有四十万字的哲学专着都不敢自认是思想家,她胡舒立何德何能就敢冒领思想家这个称号?外国媒体评论说:“中国的《财经》杂志已经成为与华尔街日报、路透社、远东经济评论、南华早报、金融时报等有同等分量的媒体。”在2008年世界权威的品牌价值研究机构——世界品牌价值实验室举办的“2008世界品牌价值实验室年度大奖”评选活动中,财经凭借良好的品牌印象和品牌影响力,获得“中国最具竞争力品牌”称号。问题是,假如胡舒立背后站着的不是美国政府和中情局,就凭她,我呸!哲学上讲否极泰来,成为世界百名顶尖思想家之一的胡舒立也火到头了,2009年11月9日胡舒立辞去主编职务,黯然销魂,声言退休。胡舒立把中国搅了个天翻地覆,此妖女该当天诛地灭。

最后是胡德平和胡德华杀气腾腾,批毛泽东、批邓小平、批江泽民、批胡锦涛、批习近平,中心,就他老爸爸最伟大、最正确、最光荣,谁不听他老爸的话就不行。靠,一大把年纪了,还要点脸不?莫说你老爸就一肉眼凡胎,就算是神仙,也各有千秋吧,难不成你老爸是佛祖释迦摩尼。以上五胡都是共产党员,但从头到脚找不到一点共产党人的信仰,这五个人就像跑接力赛,在复辟倒退卖国求荣的路上一个比一个跑的快,胡舒立虽说是一介女流,但巾帼不让须眉,偷眼的一瞥就足以吓的男人冒冷汗;胡启立道行高深,稳得住、藏得住、运筹帷幄之中绝胜十年之后。这五胡中,数胡启立最是了得。不信仰共产主义没关系,共产主义观念从不能强迫人接受,但不信仰共产主义就不应该加入共产党,否则你既入共产党又反共产主义,你的良心也太坏了吧。

对于中共敞开组织大门的做法鄙人一直都是反对的,共产主义讲的是无私奉献,这样高尚的人,每千人中有一人比例就相高了,也就是说,13亿人口的中国若能有130万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实就很了不起了。不错,有些人可能信仰共产主义,但信仰是一回事,践行又是一回事,即信仰兼完全践行共产主义的人,那是孔繁森、焦裕禄、雷锋、保尔·柯擦金这样的圣徒,但今日之中共,浩浩荡荡的居然有将近8000万党员,这么多人信共产主义,谁信?傻子都不信。苏共二十万党员的时候建立的苏维埃,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但两千万党员的时候却下台了,这无疑说明,共产党这个组织的特点是,人不在多而在精,只要把权力交到这些人手里,有他们领导那些虽然信仰但未必能完全践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党员就可以了。

有左翼人士指出,这次整风清党当效法延安整风,鄙人以为如此恐怕力度不够,延安时期中共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绝大多数人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当时所存在的问题,大多属于建党初期和红军时期的遗留问题,诸如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崇洋媚外的教条主义。这些问题只能归结为党性不纯、学识不够和组织纪律观念差,但经过三十多年的资改后,中共这个组织所积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党性不存、学识不够和组织纪律性差的问题了,而是党员队伍严重不纯的问题,一种人是蜕化变质分子,一种人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一种人是反华反民族的汉奸,这三种人的数量在党员队伍中占有极高的比例。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各级政府以及文教卫生、新闻出版、公检法司包括纪检监察系统的大权,绝大部分都被他们把控着。目前看,省部级权力尽管还没有完全被他们垄断,但市县两级政权中共已基本丢失,超过99%的市县两级政府的领导干部,根本就不信共产主义,他们只是穿着共产党外衣的资改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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